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如何让观众更爱看

电视剧和电影艺术已经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作为影视艺术创作题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新时期条件下取得了新的辉煌成就，也彰显了很多新时代的特征。分析和探讨这些特征，对我们深刻把握时代脉搏、创作出更符合党和国家、人民需求的作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所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通常意义上说，指的是反应描写和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爱国人士的革命经历和伟大人格以及中国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文艺作品。在上个世纪，我们就推出了一批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代表作，比如李前宽、肖桂云的《开国大典》、李俊的《大决战》三部曲、成荫的《西安事变》、袁先的《风雨下钟山》等。进入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这些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艺术形态的多元演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有革命精神的传承，也更有时代活力和文化氛围的展现。

新时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主流精神的艺术展现、人物性格的多元塑造、故事结构的综合构筑和影视工程的商业运作。

什么是主流精神？

先说第一个方面，即主流精神的艺术展现。什么是主流精神？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功能、维度、思想和范畴来总结会得出很多种概念和答案，但有一点不会改变，主流精神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在争取主权独立和生活幸福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作为特殊的影视题材，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承担着把握人民和历史的厚望与期待，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上，无可替代的有着引导社会思潮和价值标准作用。那么，思潮引导到哪里去？价值标准又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明确的问题，而在该种题材中就是反应中华民族平和开放、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伟大精神。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反应形式上，现时期的历史作品从过去单纯的由宏大的战争场面和政治生活更深入的反应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一件件的小事来展现历史巨人们平凡而不凡的真性情。

从文学本身角度说，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其显著特点在于其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需要把理性的政治和人生理念外化为形象和情感表现出来。其形成的文本（在历史题材作品中即剧本和影视剧）就具有了理念和形象的审美形态双重性，而其表达内在思想的社会意识属性也必然要在文艺化的展现中得到间接的表达。接受美学认为，任何文本只有在被读者阅读后才有意义，对主旋律影片而言，在保证主流精神、主流价值的前提下，如何让观众接受就是重中之重，而现代历史题材的突破之一就是艺术化展现主流精神。例如，电影《建党伟业》中增添的青年毛泽东与爱人杨开慧一起看烟花的那场戏，可能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但为观众留下了一个既有革命理想更显时代青年的革命恋人形象，不仅丝毫没有影响伟人的高大形象，反而使得观众更加感动和接受。纵观这时期作品，在对人物的细节的生动描述中，既有对主流精神的内在诠释，也有在公众更可接受的层面上实现了审美精神的塑造，从而引起了观众的强烈的情感震撼，感染了观众的主观世界，同时也引发观众对历史题材作品内涵的主动思索和深刻理解。

立体化而不是“高大全”

第二个方面，即人物性格的多元化。这是现时期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历史作品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我们研究历史，创作历史剧，必须有正确的治学作风。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学风，对历史学科而言，又什么是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治学治史观点和方法。我们学习一段历史，首先要分析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文明脉络，就要从经济基础和以之相衬社会结构着眼。具体到每一个历史人物，就要既看到他作为大时代分子的一方面，即他有着所生活的时代和阶级、阶层的痕迹，又同时存在着他自身生活经历和思想素养的相对独立的一面。具体到影视剧中，就是人物要活动在一个社会历史现实关系的总情势下，这个情势既是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又是时代脉搏和动向的力量展现；但同时不可忽视人物对创造者有意塑造的典型历史和社会环境的“个性”展现，也就是由内向外表现的特殊形象。

只有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才会形成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以这种方法来塑造历史人物，才可以说是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立场来读懂历史进而以艺术的方式诠释历史规律的正确态度。我们过去的一些文艺作品，容易出现的问题即人物的“脸谱化”，好就是单纯的好，坏就是单纯的坏，缺少了作为个体的人在不同环境和语境下的多元性格。这终作品曾对弘扬主旋律、鞭笞旧制度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伴随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大众艺术取向和审美需求在一定意义上不同于原有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多的渴望从历史人物身上看到更多的历史内涵和人文精神，渴望人物的形象可以立体化而不是“高大全”的形象。

于是就有了新时代条件下的对原有历史人物的新解读和新刻画。电影《建党伟业》是纪念党九十年华诞的献礼影片，宏观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前的风云历史。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特可以概括为“新旧交替”，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与辜鸿铭等顽固力量的斗争，构成一个风云迭起的大时代，而在当中袁世凯的形象就成为一个焦点。是塑造成脸谱化的反面角色还是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电影给出了新的答案。影片中，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袁世凯维新的一面，又有着他在面对国家主权时候适当的、基于个人尊严的愤懑，但当遇到可以达到自己称帝的美梦时，他又是带着心有灵犀的微笑妥协于帝国主义的势力，最后，在众叛亲离中，袁世凯不再喝药，因为已经对现实的绝望，他轻轻拂拭代表着帝王势力的龙袍，深情凝视。

影片中的他穿着龙袍离去，面带微笑，一代“枭雄”留给观众很多思考。这些在艺术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尝试都是宝贵的艺术探索，但要看到的是，这和一味的为一些反面人物翻案不同，我们诠释历史人物，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综合运用多样的视角和方法使得文艺形象呈现不同的形态，新时期高度的理论哲学、心理学、价值学以及文化学的凝聚，使之成为广延性、多维性、极为复杂的历史环境下的活生生的“人”。

如何讲故事？

第三，即故事结构的综合构筑。如何驾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始终是摆在导演、编剧和演员们以及文艺理论研究者的一个现实和理论问题。八十年代以来，很多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都对故事结构的创作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列的经验和文艺结晶。从总的效果上看，就是以单纯的政治斗争或者军事斗争作为故事的主线，正反双方围绕政权或者军事力量进行争斗。前者例如《肝胆相照》，就是单纯以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为建设新中国展开的，后者例如《大决战》，就是围绕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展开的。这样的作品，对展示这一时期的敌我双方的政治军事力量表现的较为全面，但对社会结构、人们心理、文化导向等作用较少关注。

但历史说明，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在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经济结构、文化意识思潮等因素影响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时期的历史题材中，开始重新审视这几对因素，在不影响主旋律思想弘扬的情况下，对故事结构采取了由一线该多线、由多线带多面的结构转型。突出的代表就是电影《建国大业》。影片以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宏伟历史为背景，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正面展现了这一伟大历程。但故事在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民主的主线下，开展了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统治集团进行政治军事斗争、团结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为民族复兴而荣辱与共的两条脉络，配合上国际国内的历史背景，构成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画卷。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角度多元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领航者的历史必然性。

把脉文化消费心理

第四，也是最和观众接触多的一个方面，即影视工程的商业运作。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商业精神和商业意识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新的诠释和解读，而网络等新兴传媒工具的广泛应用，也使得大众文化消费心理发生了一定变化。而中国电影与世界接轨的浪潮中，商业化思想在多角度和多层次介入到了影视的创作和后期运作中。

众多明星的加盟制作，使得《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步主旋律影片获得了难以复制的成功，而巨大的票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明星效应。只有对观众产生了巨大的磁场，形成超越影片本身的注意力经济，成为一种社会热点和焦点，才可以在市场化影视制作中实现新的突破。而要注意的是，这时期的主旋律影片并没有出现了只看明星的结果，究其原因，一是我们的创作者在剧情上做到了跌宕起伏，使得故事效果大于明星效果；而更主要的是有效弥补了各种消费心理的不同需求的缝隙。

综合以上的四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除了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它以无产阶级的党性、人民性、民族性和人性的高度统一，以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理想和艺术的真实性、典型性、时代性的统一，以革命的思想内涵和传唱千年的民族形式的统一，深刻的哲理性与强烈的艺术感染性的统一为主要的时代风范。因而在具有四大特征基础上，能以巨大的精神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文艺创作既是时代的产物更是思想意识的外化体现，新时期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不断追求更好的体现主流精神的前提下，对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和运作模式的思考和努力，其实也是政治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的过程，而在这不讨探索中，中国历史题材电影也必然会迎来更美好的春天。（文：杨逸 青岛大学文化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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