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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亮剑官员亲缘腐败

发布时间:2020-07-13 11:23:42 阅读: 来源:电位器厂家

近日陆续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显示,14个被巡视的对象中有7个地方和单位出现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

“半数被巡视对象暴露出领导干部用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利的问题,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反腐问题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

专家称,从1979年至今,共有10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问题,但一直以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央巡视组聚焦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意味着将干部亲属等“易腐人群”纳入反腐视野。那种“一人当官全家发财”的“亲缘腐败”将难以遁形。

半数被巡视单位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

近期,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陆续公开巡视整改情况。在14个被巡视省市和单位中,有7个地区、单位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个别地方问题突出。

山东省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宁夏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及其亲属违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园林绿化等”问题,河南省“市县主要负责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新疆“领导干部亲属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巡视中发现的违规现象受到处理。河南省共受理科级以上干部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线索148起,其中厅级干部17人,处级干部35人,科级干部96人。甘肃对存在个人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的16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7人、诫勉谈话51人、降低基本退休金1人。

那么,子女亲属违规经商与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到底有多大关联性?在新疆的专项清理中,近1000条违规的线索目前已经查出输送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线索68件;江西专项治理期间,各地各部门通过自查发现涉及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的已达110余人。数据说明,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与领导干部腐败的“关联度”相当高。

据披露,今年以来新疆共立案查处此类案件176件,占15.6%,其中自治区纪委查办的16件违纪案件中,有6件涉及此类问题,占比高达37.5%。广东省纪委通报,今年上半年立案查处的要案有31件是官员利用影响力为亲属、子女谋利,占要案总数的33.3%。

家庭内部“官商结合”上演多种“双簧戏”

江西一位纪检干部介绍,在查办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涉及腐败的案件中,一般是腐败官员藏身幕后,安排至亲好友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基本上,其手法和途径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官商权钱利益互补型”。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是典型的家族内“官商合作”,该家族成员多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同时家族还经营着物流公司、洗煤厂等企业。

——“借壳捞钱型”。一些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并不从事实际业务,其公司只是进行贪污受贿的“壳”。今年2月,江西纪检部门对副厅级干部张某立案调查,目前张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据办案人员透露,为了牟取不当利益,张某的儿子在其任职所在地开办了一家财务咨询公司,每年象征性地到当地私营企业翻翻账本,一家公司就可拿到15万元的咨询费。

刘铁男与刘德成父子也具有同样的特征。根据检方的起诉书,刘铁男帮助南山集团解决3万吨氧化铝购销合同,南山集团董事长将购销差价中的750万元人民币汇入刘德成控制的公司;刘铁男帮助张爱彬在北京成立广汽丰田汽车销售店,张爱彬将新公司30%股份送给刘德成,之后又用1000万元人民币回购股份。

——“利益集团交换型”。这种腐败形式一般是领导干部先施惠于下级、商人,再打招呼让其“照顾”自己的亲属,或者官员之间达成某种“默契”,以手中权力为交换砝码,异地“交易”利益互换。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吴晓林介绍,这种算是家族内“官商结合”的“高级形式”,难以发现、查处,并且大都是以“窝案”的形式暴露,负面影响也更大。

另外,领导干部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国际化”趋势明显,这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隐蔽性。江苏一位纪检人员介绍,无锡一位副厅级干部的儿子在香港开公司,形成了“老子在国内给人办事,儿子在境外大肆收钱”的腐败链条,短短几年时间,这个“官二代”在境外收受贿款上千万元。

加强领导“身边人”监督还需制度措施落地生根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此次巡视意味着领导“身边人”等靠近权力的“易腐人群”,已经被纳入反腐视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正在加速落实”。

事实上,干部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是个老问题,规范干部亲属子女经商行为一直是反腐败的“重点地带”。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仅从1979至2011年,共有58次中央纪委全会、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内容,其中1985年颁发《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2001年颁发《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2010年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文件,专门对干部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问题进行了规范。

但为何这么多的法规管不住干部亲属子女伸出的“谋利之手”?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谢世诚认为,监管边界、标准模糊以及约束机制不细化、缺乏操作性,是造成法规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一位纪检干部举例说,如对于“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能在该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规定,在实际监督中如何界定“领导管辖的业务范围”“与公共利益冲突”两个问题,就存在操作难题。

“中央巡视组将相关问题‘揭开盖子’,表明了中央将坚决查处相关问题的态度。”任建明说:“需要关注的是,领导干部可以用党纪国法来规范,其亲属子女出现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都需要在今后进一步明确。”(新华网/参与采写:凌军辉、胡锦武)

相关报道:“关系思维”盛行的土壤是“法治不彰”

平时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时却忙着找关系,这是不少人的矛盾心态。“关系思维”为何如此流行,又该如何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加以破除呢?

警惕“关系思维”成社会顽疾

记者梳理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攀交情”“打招呼”“托关系”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升学、就业、医疗卫生等资源稀缺领域。

教育:一位重点小学的校长向记者透露,在“小升初”取消考试之后,校长掌握着巨大的招生权力,“拉关系”送孩子进名校在不少地方几乎成了“明规则”,更是催生了“招生掮客”市场。一位“掮客”说,自己的“朋友圈”中需求最旺盛的事情就是“上名校”。

就业:对于不少正处于求职季的大学生来说,除了每天奔波参加笔试面试外,“找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一位网友吐槽:“‘公平’是建立在没人找关系的基础上的,大伙儿都拼关系了,还谈啥公平?!”

就医:家人生病住院需要做手术,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我周围大多数医生其实不想收红包,但如果我们不收的话,患者反而会有意见。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很无奈,只能先把红包收下上交,让病人花钱买心安,等手术完成再由医院还给患者家属。”福建某三甲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

“关系思维”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骂师德‘世风日下’,却自己带头给老师送礼,还生怕送少了老师不高兴;我们讥讽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自己遇到事儿却第一时间忙着找关系,仿佛关系够‘硬’就啥都不是事儿。”网友之言发人深思。

一些人的“关系思维”为何总是跑在“法治思维”前边?多位法学、社会学专家认为,这一怪象缘于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转型期下尚不健全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以及相应监管缺位、滞后等因素。

中国社会历来比较重视人情关系,形成了以亲缘关系为根本、业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支撑的三大关系网络。华中科技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刘成斌说,这三大关系网络错综复杂、相互交叉,是产生“关系思维”的重要原因。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则认为,当下许多不完善的制度是滋生“关系思维”的一大温床。“归根结底而言,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全公平、正义、合理的制度。以我们现在盛行的‘圈子文化’为例,它是相对封闭的,并且排斥圈外的人。外面的人要想进入这个圈子,就必须要把‘关系’当作‘敲门砖’,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获取圈内的相关稀缺资源。”

福建社会法学会会长汤黎虹说,人们倾向于争取那些最稀缺的资源。当前权力的行使对资源分配往往具有很大的“自由量裁权”,加之监督缺位,这必然会催生权力交换、利益输送现象。

“权力进笼”方能破“关系思维”

采访中专家普遍认为,“关系思维”催生了种种“潜规则”,败坏党风政风,还是催生腐败现象的“温床”。破除“关系思维”顽疾,需要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加强管控监督,确保把涉及公共利益、掌握公共资源分配的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其按照法治的轨道运转。

刘成斌表示,只有不断健全和完善制度建设,形成一套程序化、公正化、透明化、公开化的社会运作机制,才能彻底根除“关系思维”,营造一种良性竞争的社会氛围,充分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

“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不按法律法规办事的成本太低,越来越多人会倾向于走关系解决问题。”汤黎虹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弘毅、张华迎、吕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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